两会词典｜农业

又据财政部今年1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16068亿元，其中，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5045.4亿元，地方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6914.2亿元。

如果要马上废除这个限制居住地选择自由为特征的独特的户口制度，就需要全国各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福利措施都要向北京上海看齐。不管在哪里，只要政府不限制人们选择居住地的自由，那么市场竞争促使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收敛缩小。

在国外也有贫富差距，在长期经济停滞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甚至比中国还大，但性质和表现方式与我国却有很大不同。要帮助最贫穷阶层，建设均等机会的制度是关键至今为止，除了城市郊区的一部分等待拿到‘土地征用补偿金后进入城市居民队伍的‘地主之外，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仍然在农村不得不从事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劳动，或离开家乡到城市当农民工。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仍然把重点放在保护拥有本地户口的城镇居民的利益，这种思路和作法应该彻底反思。还有，政府目前不仅仅是限制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同时也限制生活环境差的内地小城镇居民成为生活环境好的沿海大城市的居民，甚至还限制因个人原因想离开北京去上海居住的居民。改革后的户口制度要像其它国家一样，只能用于人口的管理和征税等用途，绝不能作为限制居住自由的工具。

我国不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保护和提高并不怎么贫穷的阶层（主要是城市户口居民）的利益，搞所谓的‘锦上添花，因为需要‘雪中送炭的最贫穷阶层实在太多。户口制度改革的目标是消除各地福利待遇的差异中国政府也知道目前这种限制人口移住（而不是移动）自由的制度不人道，在世界上除了北朝鲜只有中国才有，它是产生我国贫富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今天要进行改革的很多领域都是全局性的，地方没有太多的动力，需要中央下决心才行。

这种动力成就了那时的改革。2008年全球危机发生以后，沿海的增长率下降了很多，但内地的增长变化不大。东亚，包括韩国、新加坡，很巧的是它们都是威权政府，政府一度都比较强势，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们能够相对来说保持中立，免受利益集团的干扰。发达国家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钢行业是最典型的，为什么前十年钢的产能有那么快的增加，因为2007年之前，经济持续高涨，政府没有很好地微调，以至于在2007年才开始急刹车。上海经济评论：会不会比较担心产能过剩背后的债务问题？张军：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今天的金融比过去发达了。

当然了，泡沫能不断被吸收和消化，就不是什么泡沫了。因为一旦言论单一，政府就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一旦判断和推算有误，政策的风险就比较大。今天沿海地区，特别是那些出口加工企业，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生产成本随着工资上涨和汇率升值越来越高，外部需求也不稳定，虽然有部分企业跑路了，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其实是希望外部市场和内部成本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去适应这样一个改变的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过度再分配的问题更大，因为你连创造足够就业的能力都没有了。

即使沿海停下来不增长，内地可能也还需要20年才能使劳动生产率达到沿海的水平。其中有8个经济体(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德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在20年的跨度里实现了人均GDP快于5.5%的增长水平。还有很多企业希望用资本去替代劳动来维持竞争力，这就是升级。这些钱哪里来？所以一部分土地需要用招拍挂的方法来解决融资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2008年11月推出的四万亿刺激政策是值得反思的，它可能是一个超调，有过度的反应。上海经济评论：你不同意韦森所讲的经济增长的长周期问题？张军：不光我本人，我想今天的经济学家不怎么会接受长周期的假说。

结果怎么样呢？这些危机最终都变成了正能量，为我们的制造业提供了更多发展和升级的机会，这是因为大量的制造业，包括那些加工出口企业，都需要应对这些挑战，要改变，要适应，不然就被淘汰了。上海经济评论：现在来回顾四万亿政策的话，你如何评价？张军：四万亿导致了国内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

出让的土地一部分用于商业性开发，一部分用于公益性项目，还有一部分用于招商引资。你看我们在一段时间里的每一年的投资增长速度可能都很快，这些投资其实都是政府主导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的投资，回报率不是很高，因为它有公益性。但是，城镇化又不仅仅是人的问题，它还是一个让人容易误解的概念，因为城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产业转移也是一种调整。中国的经济比较复杂，地区差距大，完全按照政府的政策往下推是做不好的，必须要有分权。所以，只要经济在增长，收入在不断提高，未来形成的需求就是真实的，就可以支撑今天的价格上涨。

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也实行过扩内需的政策，但货币政策相对稳健，甚至有些偏紧，信贷增长不快，结果经济反而比较平稳地过来了，没有大起大落。还有，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从长期来讲会越来越慢，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年轻劳动力可转移了。

如果这些产能是持续过剩的，那么下一轮的投资就会减少，逐步调整到供求平衡的状态。从战后到1960年代，全球只有20个经济体平均GDP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1.5倍，但是1980年代以来，约有80个经济体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3.5倍于发达国家。

股票没怎么涨，只有房地产涨。张军：全球将近200个经济体，就算80个也是很小一部分，还有很多国家的情况比较糟糕。

最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需求条件，一个是成本条件。■地方债危险不危险如果从未来金融发展的前景来看，中国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总体上没有西方人理解的那么糟糕。东亚经济告诉我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不是铁板一块，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诉求和利益的多样化，利益的诉求多样化之后会带来新的政治需求，需要被代表，所以政治就不可能保持原来的状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治也会走向多元，不断走向开明和民主。为了找到这个答案，有经济学家做了这样的工作。

长期平均而言，我们的投资回报率还是很高的，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FDI进来，为什么我们保持了长期的高增长。股市、房市都一样，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为什么我今天把东西卖给你才能挣钱，因为你愿意今天买下，而你为什么今天要买呢，因为你觉得你可以明天卖给下一家还能挣钱。现在最怕的就是马上去建立类似印度的那种所谓标准体制，因为在那种体制下，地方政府根本不干事，只向中央政府去要钱，连基础设施都搞不成，后果就严重了。

也有支持城镇化的言论，我猜测政府也希望城镇化能够成为在出口疲软之后创造出巨大内需的手段，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长期因素的变化自然会推动工资水平的上涨。

我这里特别想强调投资的阶段性，是因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长比较稳定，而在所有快速增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增长波动都很大。同样，看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我们也要看长期因素的变化。这不是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上升了，而是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率上升了，前者改善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就像上世纪80年代要决定用分税制取代财政包干制的时候，下面反对的力量多么强大，政府心里没有底，尽管试点了多年，但是权衡来权衡去，还是决定不搞，继续搞财产承包制。

比如说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线路。这或许就是许成钢的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

如果拒绝改革，没有哪种最优经济体制可以保证经济长期发展。但也许我们要问一下，已经实现了30年高速增长的体制难道真的比不上当年的亚洲四小龙的体制吗？它们后来的体制变革的道路难道对我们没有什么启示吗？从理论上，经济学家至今没有发现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甚至连相关性都不显著。

然后用行政办法去调节，向下压指标，具体到哪个地方哪些行业，每年需要关掉多少产能。很多国家在经历了危机之后，它的企业和政府都在调整和适应，政策和体制上也会有很大的改变，会去适用新的条件。